院讯 | “香港的民主与治理”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 2021
院讯 | “香港的民主与治理”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4月10日，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办、人民论坛杂志社《国家治理周刊》协办的“香港的民主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教授致辞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教授主持第一单元研讨
在主题发言和讨论环节，共有12位专家发表了看法。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指出，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迄今已50年，中美关系发生了大逆转。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认为其对华“遏制+接触（纳入）”战略已经失灵，香港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战场，美国企图利用香港来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不只是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是要捍卫整个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不被美国所打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田飞龙副教授认为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2021年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构了香港的治理秩序，两者构成了“一国两制”新的宪法时刻。这要求既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要确保香港作为我们现代化、国际化平台的地位不变。治理成为下一步的重要课题，在忠诚问题已经制度化解决的前提下，要用优良治理中的“贤能”因素，并丰富对民主的理解，使民主成为“一国两制”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颠覆性因素。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陈欣新研究员认为，第一，香港选举制度是地方层面而非国家层面的选举制度，要从属于国家层级的权力结构和宪制基础，不涉及对国家层级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不涉及在国家宪制以外去设计相关制度的问题；地方选举制度要为地方的治理和民生服务。第二，香港选举制度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选举制度。要处理好资本和民生的平衡。第三，从历史角度来说，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实行的是畸形的资本主义，香港本身又是一个城市，需要行业的均衡参与，职业平衡、阶层平衡是设计香港选举制度必须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不能没有不同声音、没有制衡因素。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教授认为，从政治逻辑上来看，这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回归了制度理性。政治制度本来应该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设计导致香港的选举制度会经常变动，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全面丰富了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实践。《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比较立体地展示了中央管治权的运用。从法理逻辑上来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既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有利于保持基本法正文的稳定，又能解决香港选举制度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叶海波教授认为，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明确了早就确立的“基本法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之后，要强化权力的制约和民主发展，这是提升香港治理效能的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北京大学法学院左亦鲁助理教授认为，以不破坏“一国两制”作为平衡权利保护和国家安全的“中介原则”，包括两个要件：不破坏“一国”，目的在于“合”，规范基础是香港基本法第1、12条，即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不破坏“两制”，目的在于“隔”，所有使香港变好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允许的，所有使香港政治变得不好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陈欣新研究员主持第二单元研讨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孙成副研究员认为，基本法对普选的规定核心在于解决政治认受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地方性政治体，对政治认受性的探索不能离开这个政治体存续的前提。基本法序言第二段讲得非常明确，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才创立了特别行政区，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存在的基础，这也是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前提。因此，必须正视香港民主转型给国家统合带来的潜在危机；香港社会可以对民主转型路径有不同认识，但任何路径都必须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兼容；民主转型要符合自身实际，克服民主浪漫主义情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洋助理教授指出，民主的保障分为内部保障、外部保障，香港民主的内部保障制度已经得到完善，但民主的外部保障还存在一些漏洞。禁止外国干预的范围包括：禁止外国投票、禁止政治献金、禁止破坏选举设施、禁止破坏选举程序、禁止请求外国干预、外国代理人的透明度和披露要求、涉及选举的外国言论规管要求。香港本地法律对排除选举干预方面规定还不多，可以针对性地予以补充完善。
天津大学法学院魏健馨教授认为香港的民主和治理，要以国家的统合和国家安全为大前提，以基本法附件一、二为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推进路径，以提升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水平为基本考虑，应在大力开展国民（公民）教育。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戴瑞君研究员指出，《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条约，按照条约对第三方既无损也无益的原则，美国作为第三国没有发言权。虽然《中英联合声明》是双边条约，但英国并没有取得监督的权利，《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规定的“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并不是中国对英方的承诺，而是中国对内政政策的单方面宣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法治研究院谢宇助理教授认为，美国的合法反对原则包括三方面内涵：合宪的反对。执政方、反对方都要遵守宪法下共识的规则，执政方、反对方都要尊重宪法体制；负责的反对。反对方对现有政策的反对必须是理性的反对，要提出负责的、可替代的政策供选民进行选择；有效的反对。反对方的方案要切实可行，具备实施的合理性。合法反对原则确立了政治竞争的游戏底线，维护了美国联邦宪法体制，维护了美国人民的政治自由，维系了美国的多元民主。包括“港独”在内的极端反对派，与合法反对原则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不具备政治反对的价值，会给民主政体带来严重的威胁，需要对其进行有效限制。
南开大学法学院李晓兵副教授指出，香港回归后新宪制秩序的生成，要静态、动态相结合，要从实践逻辑、规范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等方面综合考虑，对香港新宪制秩序进行研究，才能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阐释。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林来梵教授作会议总结
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