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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王振民: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 2020
观点 | 王振民: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本文转载于“紫荆时评”
《紫荆论坛》2020年7-8月号
香港国安法顺利通过,特区政府也已经刊宪实施。此次制定香港国安法是基本法实施3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举措,中央在基本法实施30年之后推出这么重大的举措,意义深刻。
香港国安立法是从国家层面解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
香港国安立法涉及的问题就是制度设计。立法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香港国安法解决什么问题?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了大问题,而香港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即便香港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目前香港遇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风险隐患和挑战,这一问题必须从国家层面立法加以解决。
因此,为应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香港国安立法必须要做。这种风险挑战的存在,不仅已经严重危及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危及到「一国两制」,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危险;不仅害了香港自己,而且还害了国家,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从香港国安法的第一条我们可以看出,立法的目的一个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一个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从制度设计上,中央的选项比香港的选项更重要。这次不是从香港层面来解决的,香港层面也解决不了,只能从国家层面解决问题。之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明确表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多种可用方式,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此次中央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分两步予以推进,作出这么一个顶层设计,来解决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上的缺失和短板。这个制度设计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决定,一个是立法。决定和立法是一回事,是整个动作的两个环节,所以两者密不可分。
香港国安法符合基本法的原则精神和框架结构,也就是说整个决定是一体化的,是基本法的延伸、补充、发展和完善,它不是基本法之外的单独的另行道路,而是仍处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整个制度设计也是经过精心认真的研究、分析、论证之后作出的,它的合理性、正当性是非常扎实的。
香港国安立法的四个关键内容
香港国安立法的关键内容有四个:首先是国家层面。从国家层面来开展立法工作,而不是特区层面,国家就可以从两个层面把制度建立起来。其次是建立健全。也就是说有些是基本法已经有的,但需要健全;还有些是香港本地法律有的;还有些是新设的,这需要鉴别。所以我们看已经公布的条文里有些制度是新设的,有些制度是原来就有的。第三是法律制度。就是要弥补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当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些漏洞,香港国安法列出了四种最严重、最突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要立法惩治这些行为,因为现有的法律确实是不够的。第四是执行机制。在中央层面,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公署根据香港国安法第55条的规定,在三种情形下,「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如果直接行使管辖权,那就适用国家法律来处理这些案件。特区层面同样建立相关的执行机制,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与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司法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司法机构也有指定的法官来处理有关的案件,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这样就从国家和特区两个层面建立起完整的执行体系。
香港国安立法采取最低程度、最低标准的管理
如果我们进行一些国际比较,可以看到这次香港国安立法采取的是最低程度、最低标准的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你不管就要你的命,不仅是要香港的命,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香港国家安全制度的缺失,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有这样的情况。
我看到一个评论,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乃至新加坡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都比香港国安法严格,很多外资企业去这些地方投资都不害怕,为什么要害怕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的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把(参照)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拿过来(制定香港国安法),也是绝对可以的。但是中央不仅没有那么做,而且也没有把内地的国家安全标准完全搬到香港,单独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本身就是「一国两制」的体现。如果是「一国一制」,那就根本不需要再搞这次立法了。所以,有香港国安立法就没有「一国两制」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国安立法的目的恰恰是挽救「一国两制」,为了让「一国两制」可以更好地实施,保护「一国两制」的底线,保护国家的安全,这样香港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王振民,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根据作者在7月1日举行的「香港回归23周年:回顾与展望」在线研讨会作的发言录音整理编辑,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文章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